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剋制與妥協:通往生態和諧之路

  王海濱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2月08日02版)   對“生態和諧”的追求自古就有,在當今中國推進“生態和諧”、建設生態文明,更有特殊的迫切性。世事複雜,我們應該如何從對歷史事實和現實世界的考察中,找到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妙方呢?   剋制意識   貪欲是人類的天性,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。可是,對大自然,人類卻必須有所節制。恩格斯向我們警告過大自然的報複,“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。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,自然界都報複了我們。每一次勝利,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,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、出乎預料的影響,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。”   剋制是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必然選擇。我們的先民早就有這方面的智慧。在中國曆史上有成熟的節用制度。歷史上一些君主因遵循節用制度,崇儉黜奢而受到贊揚,而靡費無度則常常被譴責。剋制意識在一些歷史故事里也有折射,商湯網開三面、里革斷罟都是這方面的經典。而不可涸澤而漁、不可焚林而獵等古訓也反映了先民的剋制意識。剋制還通過民俗禁忌等方式含蓄地表現出來。我國的許多少數民族有“神林”文化,禁止砍伐“神林”中的樹;獨龍族、怒族、布朗族、阿昌族等民族都有一定的狩獵規則和禁忌,他們規定忌打懷崽、產仔、孵卵動物,忌春天狩獵,因為許多動物在春天下仔;納西族規定禁止毀林開荒,立夏過後實行封山,等等。   先民的剋制意識對當今的生態文明建設有很強的啟示作用。進入近現代以來,科學技術革命迭現,生產力快速提高,人類對環境的影響力爆炸式增長,而環境生態問題很快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和頻度爆發出來。比如,煤炭、石油和天然氣的礦田在地下需要經過上百萬年才能形成,如今人類憑藉先進的採掘技術,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將其開發一空並消費乾凈。燃燒時,長期積累的碳、硫、硝等物質迅速釋放,而環境一時吞咽不下大量污染物。這就好像一個人花了幾千年積攢糧食,卻在一天之內吃光,難免會消化不良。中國目前的經濟具有突出的能源密集型特征,化石能源的消耗量驚人,並已經造成嚴重的生態問題。在此階段,節用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。   在黨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,經常能見到節用的表述。比如,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提出,要“健全國土空間開發、資源節約利用、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”。把資源節約利用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,這延續了節用的歷史優良傳統,是正確的戰略方向。   樂於妥協   生態文明建設可以用疾風暴雨的激烈方式去完成,也可以在求得各界充分諒解的基礎上穩步推進。生態和諧的穩步推進,需要社會各群體對別人保有溫情,並樂於妥協。   妥協是剋制精神在人際關係中的投射,也是寬容的人生智慧在環境政治中的反映。可是,妥協的出現並不是如水之下流,自然而然,因為社會利益的分化增加了妥協的難度。   由於利益的分化,人們在面對同一環境公害時,態度可能不同。比如,汽車尾氣被公認為是PM2.5的重要來源,車開得越少,空氣質量就越好。因此,限號對所有人的健康都有利,按理應該得到所有人的歡迎。然而,最近北京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,接近57%的民眾支持在2014年APEC峰會之後繼續實行小汽車單雙號限行,但受調查者中“自己開車的受訪者最不支持”。開車族的反對其實不難理解,因為限行會實實在在地傷害他們的利益。假如一個人花了20萬元買了一輛車,預計10年後報廢,那麼年均折舊費是兩萬元。如果長期實行單雙號限行,那麼車的有效使用時間就縮短為5年,年均折舊費增加為4萬元。開車族並非不喜歡清潔空氣,只是犧牲自身的利益,來換取可能的空氣改善使其態度有所保留。所以,理性的經濟計算嚴重影響了開車族對限行政策的態度。   生態政治博弈不應該是比誰拳頭硬的“武鬥”。針對公害製造者,環保的支持者即使占盡道德高地,並占據力量優勢,也不能用簡單粗暴的手段壓制前者,損害他們的利益,因為滿腹怨憤的公害製造者即便日後不“反攻倒算”,也會“上有政策,下有對策”,採取種種辦法使生態文明建設落空。相反,雙方如果都從對方利益訴求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出發,樂於妥協,積極協商,可以找到使雙方利益都盡可能最大化的長久之計。   政府引導   人人在消耗資源時都保持剋制,人人都樂於妥協,這當然都非常利於生態文明建設。但是,在公民社會還不發達的時候,政府尤其應承擔責任。   政府引導的一種方式可以是經濟刺激,即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本能,使人們自覺避免做有害於生態環境的事情。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提出,“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。加快自然資源及其產品價格改革,全面反映市場供求、資源稀缺程度、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和修複效益”,目的在於使用經濟刺激的手段,引導人們節約。這些制度在我國先秦思想中能夠找到影子。比如,荀子就提出可以從稅收制度方面來保證生態措施的貫徹執行,主張“山林澤梁,以時禁發而不稅”。   觀念引導,促成和維護有利於剋制和妥協的社會規範和禁忌也是一種引導方式。習近平同志提出的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”的論斷有重大的觀念引導意義。觀念引導的見效一般較慢,可是一旦某項準則成為規範,效果就會比較穩固。比如,1954年以來美國的吸煙率已從約50%下降到20%,其主要原因在於,經過政府多年的禁煙引導,在美國不僅早已牢固地樹立起了公共場合不可吸煙的禁忌,而且還形成了諸多對吸煙者不利的社會“偏見”。比如,吸煙被公認為是缺乏自製力的表現,這種“偏見”已經被美國公眾普遍接受,並對吸煙者造成巨大壓力。部分吸煙者不堪重壓,不得不禁煙。美國禁煙的經驗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有重要的借鑒意義。   政府的觀念引導,除了塑造正確觀念外,還需要觀念糾偏。比如,在引導人們之間的相互妥協方面,應該鼓勵人們棄用鬥爭哲學,像維護物種多樣性一樣,維護民眾在生態文明建設相關問題上觀點的多樣性,為持有對立意見的社會群體之間的平等協商、相互妥協創造良好的大環境。   在建設生態文明的漫漫徵程中,政府應盡可能少地動用強制手段。即便使用,也應主要局限在嚴格依照相關法律,糾正無節制、不計後果地消耗自然資源和暴力壓制對立意見的行為。  (原標題:剋制與妥協:通往生態和諧之路)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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